乡村民宿发展在国内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北京乡村民宿并不是国内同行业的先行者和佼佼者，甚至有些不温不火。令人吃惊的是，这两年京郊乡村民宿迅速蹿红，尤其是今年春节更是火爆京城，在民宿行业中呈后来居上之势。

　　虎年春节假期，恰逢北京举办冬奥会，加上因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就地过年政策，让京郊的乡村民宿一下子火了！

　　“虽然是常客，但也得提前两个月订房。”能在春节假期及时订上满意的民宿房间，李先生显然有些小激动。家住北京海淀区的李先生是一家IT公司的老总，今年没有留城里过年，而是早早地预定了延庆“左邻右舍”民宿的一个小院，在这里和家人一起看冬奥会，度过了一次难忘的春节假期。

　　借冬奥东风，延庆的乡村民宿做足了功课，“冰墩墩”“雪容融”文创产品等冬奥元素随处可见，雪场、冰灯、冰瀑等设置齐全，你们可以边看冬奥会直播边欣赏冰雪美景、体验冰雪项目，一边享用当地富有特色的豆腐宴，一边沉浸在冬奥的热闹氛围中，高高兴兴过了个大年……

　　其实，对很多北京上班族来说，周末、假期去哪里一直是个小小的烦恼。如今，随着众多各具特色、名头响亮的京郊乡村民宿不断涌现，去郊区、住民宿成为一种流行的度假方式。驱车一两个小时，一头扎进京郊的美景当中，纵情山水，享受假日的惬意。

　　乡村民宿发展在国内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北京乡村民宿并不是国内同行业的先行者和佼佼者，甚至有些不温不火。令人吃惊的是，这两年京郊乡村民宿迅速蹿红，尤其是今年春节更是火爆京城，在民宿行业中呈后来居上之势。

　　京郊乡村民宿为何如此大热？冬奥过后，它的火爆能否延续？今后可持续发展路在何方？春节前后，记者带着问题前往延庆、密云和门头沟三地，对京郊民宿产业进行了实地采访和深入调研。

　　雪后玉渡山的怀抱里，江南徽派风格的“左邻右舍”像一个精灵，雪为之盖上了一层晶莹的被子，灰瓦白墙与原木装饰在雪花的映衬下更显干净剔透。

　　“现在预订，至少一个月以后才有房间，疫情和寒冬并没影响‘一房难求’。”运营“左邻右舍”精品民宿的北京延庆妫川龙湾旅游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裴玉慧说，人们已经逐渐习惯在节假日来民宿消费和体验，被新冠肺炎疫情和寒冬“憋”得难受的市民对乡村民宿更是渴望。

　　“这两年出境游乃至出京游都受一定的影响，很多人便将目光转向了京郊乡村民宿。我了解并认可‘左邻右舍’的服务和设施，并且开车过来才一个多小时，十分便捷，于是就带着老人和孩子一起来这里过春节。”李先生说，过节安心待在这里，返程时也没空手，他和家人一起挑选了当地的豆腐、鸡蛋、小米、蔬菜等特色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回去分送给亲友，大家都很喜欢。

　　舒舒服服住一晚，抬脚爬个山，坐着喝喝茶，品尝的是自己采摘的新鲜瓜果蔬菜……就是这种最自然的生活状态让游客感受到了乡村的味道。

　　“一个小院一晚上得五六千元，游客平均入住时间短则两天，长则一周，即使这样也是预定火爆。”裴玉慧说，卫生、安全、特色是住户关心的重点，高品质、注重使用者真实的体验的高端消费也从来不缺顾客，住户回城前都要带些当地特产，“后备厢”经济对民宿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这两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人响应政策号召就地过年，春节假期，民宿消费呈现显著的本地化、小半径特征。消费者的旅行半径在春节期间明显缩短，家庭型和朋友型成为民宿热门顾客类型，民宿预订量价齐升，北京周边的乡村民宿频频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

　　因为冬奥会，举办地延庆表现更佳。据统计，春节假期，延庆民宿入住率在80％以上，共接待游客4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233.9万元，游客量和收入均占全市乡村游一半以上。相比以前，冬季是延庆乃至京郊旅游的淡季，但是，今年延庆和门头沟、怀柔、密云的民宿基本满房，冬季也成为京郊度假的旺季。

　　目前，北京乡村精品民宿主要分布在怀柔、密云、延庆和门头沟4个区，已形成了包括景区依托型、文化主题型、特色餐饮型、景观建筑型、创意创新型、亲子乐园型等在内的乡村民宿品牌700余家，盘活闲置农宅2000余户，吸引社会资本近百亿元。毫无疑问，乡村民宿慢慢的变成了北京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新的增长点。

　　在北京乡村民宿圈里人眼里，北京发展乡村民宿，与其说是“选”出来的，不如说是“逼”出来的。因为北京是“大城市小农业”“大京郊小城区”，无法大面积推广种植养殖，而且京郊各区大部分处于生态涵养区，对产业选择要求很高，得在“两山理念”中探索从“绿水青山”怎么向“金山银山”转变。

　　门头沟区雁翅镇河南台村选择乡村民宿就说明了这一点。河南台村一面靠山，三面环水，永定河呈“几”字形绕着村子蜿蜒流过。大自然赋予的这份资源，一度让这里的村民靠经营农家乐过上了富足的日子。然而，原来农家乐支起的烧烤摊，让村民增收的同时，也让永定河水承担着不小的环保压力。

　　2018年，北京市加大对永定河的生态环境整改治理力度，沿着河岸划了一道宽宽的“蓝线”，线内不允许有任何私搭乱建。农家院拆除了，村民的收入少了一大块，河南台村从原来的“小康村”变成了低收入村，51户94人被认定为低收入户。

　　村里无另外的产业，还得守住绿水青山，这样的两难局面让村干部一筹莫展。一次偶然的机会，村里听说了别的地方通过乡村民宿致富乡亲的故事，村干部认为这个思路可行，当地考验查证后又多方寻找企业，最终决定由村企合作成立公司，通过租赁的形式盘活村民现有的闲置院落。

　　从摇摇欲坠的老旧危房到现代化民宿小院，已完成改造的几处小院错落有致地分散在村庄的各个角落，游客络绎不绝，不仅满足了城里人乡村旅行需求，也为村民创造了新工作岗位，提高了村民收入，外出的年轻人看到机会也渐渐“回流”，给村里带来了不一样的生机和活力。短短三年，这个有着240多户、395人的小山村经历了山乡巨变……

　　从世界范围看，民宿并非新生事物，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早有长期且成功的实践，在我国浙江、四川等南方地区发展也相对成熟。随着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的蓬勃发展，我国民宿产业处于强势增长状态。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超过10万家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民宿”，而且民宿相关企业年注册量逐年增长。

　　北京乡村民宿的发展也不例外。不过说起北京乡村民宿，还需与其前身——农家乐进行比较。2017年8月1日，《北京市旅游条例》出台，首次对民宿进行概念界定：“城乡居民利用自己拥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住宅，结合人文环境、自然景观、生态资源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为旅游者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该条例虽然确立了住宅性质的房屋从事住宿经营的合法性，但没有界定民宿与农家乐之间的区别。

　　“农家乐主要是短途一日游，主营收入来自餐费，而非住宿费，收入肯定不如民宿高。”河南台村“南台花开”民宿总经理李靖说，农家乐缺乏规划，同质化发展、恶性竞争尤为严重，有时几十元便能住一晚，住宿条件自然不会好。

　　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的农家乐，也有过属于自身的高光时刻，曾几何时，北京城乡一度流行“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享农家乐”，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加上自身经营不善，如今大多成了只有农家没有“乐”。

　　如今，在一些村庄的大树、外墙等显眼处，各家农家乐的标牌依然醒目，只是多了一些雨水冲洗过的斑驳，这似乎诉说着农家乐昔日的荣光，也提醒现在的乡村旅业经营者，如果乡村旅游内容单一，缺乏文化创新设计，不能满足消费者，终将会被市场淘汰……

　　京郊原始农家乐的衰落，反过来表明了乡村民宿为何能够“起飞”。与原始农家乐相比，乡村民宿更注重用户体验，强调“一对一”“私人订制管家”等一站式服务，不求统一，但求唯一，确保每一位游客都能舒适入住。

　　从运营策略层面解释，李靖在“术”的层面说出了农家乐的衰落原因，但这并不能说明其衰落的必然性。

　　“北京这个城市强大的多元化消费需求，直接带动了乡村民宿强势发展。”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张晓颖博士看来，高收入往往带来人们需求的变化，不只物质上要“实”，精神上更要“爽”，久居大都市，难免需要换换环境。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空闲时间到乡村旅游、居住，因此，乡村旅游市场的规模相应逐渐扩大，对旅游市场的服务要求也越来越细。反过来，旅游市场的服务不断裂变细分，产业链各环节的交互活动逐渐增多，品质越来越高，体验越来越好，附着的价值也相应增加，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张晓颖的话不无道理。北京市统计局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1年，北京GDP突破4万亿元大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5002元，比2020年增加了5568元。如果按当前汇率水平，意味着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1.2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即将迈进高收入阶段。

　　这样的解释从根本上说明了北京乡村民宿因何火爆，也道出了为何农家乐最终衰落。作为同属乡村旅游的两种业态，以“吃＋”为主的农家乐，一家一户、各自为战、产业链条短的劣势与旅游细分市场并不兼容，满足不了城市居民的个性化需要；而以“住＋”为核心的乡村民宿，因为涉及面广、产业链条长、体验半径大等原因，能全方位、全产业链地满足城里人需求。

　　历史数据也佐证这一分析，回顾北京乡村旅游20多年的行业发展脉络，1.0时代的原始农家乐逐步过渡至2.0时代的京郊乡村旅游，再进一步形成了3.0时代的乡村民宿引领京郊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的新局面。这背后隐藏的是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曲线时代的农家乐流行时，当时北京居民人均收入刚刚接近7500元，属于中低收入阶段，而2.0时代的乡村旅游，居民收入则处于3万元左右，现在北京人均收入已达7.5万元，乡村民宿的3.0时代相伴而来……由此，乡村民宿迭代农家乐不单是行业规律，更是20多年来北京经济社会快速地发展、百姓收入倍增的直接体现。

　　京郊民宿凭新冠肺炎疫情政策、借冬奥之机出现的火爆局面，能否持续下去？密云区溪翁庄镇金叵罗村“老友季”民宿与村庄共生融合的故事提供了思路。

　　“爬过青山蹚大河，一脚迈进金笸箩。有鸡有鸭又有馍，吃喝玩乐真快活。”这几年金叵罗村变化很大，其原因之一就是乡村民宿的融入。

　　上午十点，密云区金叵罗村“老友季”咖啡馆，村“两委”干部正在和外商洽谈。这两年，几乎每周都有城里人到村里看资源、谈项目、谋合作，而村干部往往把谈判地点放在“老友季”民宿二楼的咖啡馆。依托于“老友季”民宿，村民说事、合作社成员培训、调研讨论也往往被安排在这里。

　　“老友季”民宿创始人梁晴原来是一位外企高管，辞职后一门心思扎到了民宿创建中。五年前，她选中了金叵罗村中心的一户百年老宅，改造修葺后，经过几年精心运营，她的民宿慢慢的变成了村里一张“名片”。

　　梁晴说：“不管哪种类型的民宿，一定要和村民的房屋在一起，并且主动融入周边乡邻，因为村民才是农村的主人，是乡村民宿发展的根基，民宿与乡村是彼此滋养、彼此给予的。”

　　“老友季”不仅是村里发展产业的参谋助手，更成为城市资源入乡的“媒人”。在“老友季”的撮合下，北京首个乡村会客厅、教育农场，4个本村“亲子小院儿”相继加入乡村建设中来；北京国际设计周艺术乡村主题展、全国首个“科创中国——乡村振兴实践基地”纷纷落户……金叵罗村“沉睡”的资源得以被挖掘和梳理，桩桩件件有条不紊地精彩亮相。村里的老人则端着厚厚茶渍挂壁的大茶缸，好奇地看着从未见过的各种变化……

　　因为“老友季”民宿，农村和城市在金叵罗从分割走向了融合。金叵罗村党支部书记王义江说：“有的民宿项目与村庄发展不同步，有的投资者只想在村里做自己的生意，我们都不会考虑，我们更欢迎能够给村庄带来发展，提升村民理念的人才和项目。”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民宿都如“老友季”一样，一些隐于半山间、居于绿水前的乡村民宿依然“顾影自怜”，一味运营自身“住”，缺乏乡土的养分和能量。有些乡村民宿，除了利用乡村果园、花圃、池塘等，让游客从事简单的采摘、垂钓外，与村民没什么互动，更不用说与乡村文化的融合与传承，时间长了，游客觉得不新鲜，民宿自然也就没什么吸引力。

　　事实上，乡村民宿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倒逼了乡村发展。据梁晴回忆，“老友季”进来后，村庄开始清理乱堆乱放、治理排洪沟和垒砌花墙等，村落整体风貌有了很大改观，直接提升了住户体验。

　　梁晴说的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局部问题。这两年乡村民宿吸引了很多个人和旅游企业进驻乡村，甚至吸引了一些周边产业入局。乡村要想接得住、接得牢，还得有长远规划和系统思考。

　　可喜的是，北京市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北京市副市长卢彦曾在一次精品民宿发展论坛上表示，北京将以乡村民宿为载体，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产业、环保、文物保护相关规划有效衔接，实际做到“多规合一”“一张蓝图绘到底”。

　　从现实条件来看，北京乡村民宿高位发展具备充足的条件，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雄厚的人才储备，还有相对充足的房屋来源。

　　以北京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农担”）为例，“南台花开”“老友季”“左邻右舍”等一批京郊知名乡村民宿，正是在北京农担等金融机构的相伴下，慢慢地发展成为北京乡村民宿的行业标杆。截至2021年11月末，北京农担为京郊旅游累计担保放款30.3亿元，2021年当年担保放款京郊旅游项目3.19亿元，其中民宿项目1.53亿元，共计110个。

　　与“钱”从哪里来相比，“地”从哪里找更是乡村民宿发展的“硬杠杠”。众所周知，伴随城镇化进程，因农村人口外流产生的“空心村”，出现了大量闲置农房，这一点北京也不例外，据相关机构推算，全北京涉农区闲置农房数量超越4万套。虽然乡村民宿经营对农村房屋的租赁时间、院子所处位置、院子的大小等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但乡村民宿的房源总体上仍然十分充足。

　　长期为民宿做担保业务的北京农担京西管理部总经理汪振雨提出建议：“政府应提前梳理好各村的可用院落，及时进行产权流转盘活闲置农宅，金融机构应提前介入，充分了解，这样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农业担保和别的金融机构解决了乡村民宿一部分贷款的“燃眉之急”，但是毋庸置疑乡村民宿依然是“重资本”行业，前期投资大、见效慢、回本时间长，这是投资乡村民宿的特点。

　　据估算，一幢8间房的精品装修民宿，非农房主人经营民宿的前期投资所需成本（包括房源成本、建设成本、装修成本）在200—300万元，投资回报期一般在5—7年；民宿一般要求租期15—20年，而且每年需要滚动投资，包括维护标准化设施、聘请专业化团队提升管理等，算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何况这两年，因为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一部分民宿业主金钱上的压力增大，已经有人选择离场，但更多的人看好乡村民宿市场，频频选择入场。业内有关专家提醒，京郊民宿目前的数量增长过快，是否入局，应冷静筹划。

　　为了降低行业经营成本，各地政府和村集体不断出台政策加码支持，民宿业驶上了“快车道”。据介绍，2019年10月，河南台村4套闲置农房的村民已经和村集体签订了租赁合同，随后，在门头沟区产权交易平台办理了相关手续。这样一来，投资企业来村里开民宿就能更便捷、高效。

　　“为了推动更多优质民宿项目落地，不让投资方陷入反复谈判和烦琐手续中，村集体经济组织租赁农村闲置房屋，与投资企业一同成立合营公司，共同开发运营民宿项目。”河南台村党支部书记王志强说，以民宿项目为核心，一体化开发吃、住、行、游、购、玩等环节，将增加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给山村带来更多的变化。

　　真抓实干不能少了“真金白银”。门头沟区推出28个有成熟条件和巨大发展的潜在能力的美丽乡村，吸引社会资本与农村集体组织洽商合作，并出资8亿元合作成立乡村振兴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重点围绕门头沟区45个市级低收入村、29个区级低收入村和稳定的非低收入村，通过贷款利息补贴、担保补贴等重点支持精品民宿发展。

　　门头沟区有关部门负责的人介绍，政府扶持乡村民宿产业，是要村民成为乡村民宿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通过集体分红和参与产业就业实现收入提升，同时实现壮大集体经济、服务社区治理等目标。

　　与门头沟区一样，在政策的扶持下，通过金融机构协力推动，京郊的其他各区正在差异化推进有故事、有体验、有品位、有乡愁的“民宿＋”新业态。

　　为了让市民出游有得选、选得准、游得精，2020年9月，北京市发布了《乡村民宿服务要求及评定》，对北京市乡村民宿的服务、环境、设施、安全等各方面做行业规范，通过严格评定、动态管理，为全市民宿建立起一套评级体系标准，让高品质的乡村民宿品牌享有更高的市场关注度和认可度。

　　北京农担主动担当，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民宿带来的短暂寒冬，率先推出“民宿应急保”等金融服务，为全市文旅企业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而且，北京农担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为民宿产业提供长周期、低成本的信贷担保，引入优质社会资本，参与精品民宿建设，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延庆区通过建立民宿联席会议制度，成立北京市首个民宿联盟，建设民宿集群项目和首个区域民宿平台“沿途旅游”等一系列开创性举措，摸索出民宿发展的“延庆经验”。通过实施专项奖励、民宿保险、贷款贴息、低收入村帮扶等政策，吸引社会资本19亿元入驻发展民宿。

　　以乡村民宿为载体，北京似乎找到了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把“金钥匙”，由此开启了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局面。城里人尽情享受农村的自然风光和绿色生态农产品，乡村也可以变得更富裕、美丽。而“政府政策支撑、金融机构扶持、企业项目推动、媒体宣传推介和人才教育培训”的协同机制，恰恰给了这把“金钥匙”一个合力，让它在推动北京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方面解开更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