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在中国，《诗经》在古代文学发展和文化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海外，《诗经》早在公元前便已传至四周的国家，是能与《荷马史诗》比肩的中国文学作品。《诗经》被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吟诵，具有突出的审美价值，同时也为海外读者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苏联汉学家费德林就曾高度评价《诗经》，说它“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

　　自孔子以来，对《诗经》的研读与阐释历久不衰，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成果，慢慢的变成了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诗经》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帮助今天的我们再次走进它。

　　在今天看来，《诗经》是“诗”，也是“歌”，是典型的文学作品，它共有三百零五篇，是经过周人选编而成的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它与后人选编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以及后代无数的诗歌选本一样吗？显然大不一样。

　　《诗经》并不是一般的抒情写志之作，它同时还承担着宗教祭祀、礼仪燕飨、美刺讽谏、社会交往、记述历史、文化教育等多种功能。实际上，抒情写志仅仅是它众多功能中的一种。因此，从它生成的那天起，周人就没有把它当成纯粹的诗歌艺术作品来看待。从《左传》《国语》中记载的各诸侯国卿士大夫的赋诗言志、讽谏议政，到《周礼》《仪礼》《礼记》中记载的太师教六诗、燕飨演歌舞，从新近出土的《孔子诗论》，到孟子、荀子等诸子的诗评诗论，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诗经》在春秋以前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之大，看到它在当时人心中所处的地位之高。所以，我们不能把《诗经》等同于后世一般的诗歌总集或者诗歌选本，它是经过周人仔细选择编撰而成的一部具有多种功能的文化经典。

　　故自战国时代起，它就被尊称为“经”，而且高居当时的“六经”之首。到了汉代以后，它的经学地位进一步巩固，它的丰富内容也得到了历代经学家的充分阐释，它以“经”的尊崇，影响了中国文化两千五百多年。

　　相对于《周易》《尚书》《礼记》和《春秋》等几部经典，《诗经》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它的所有内容都是以“诗”这一外在的形式呈现的。因此，要走进《诗经》，了解《诗经》，就必须从“诗”切入，古人也是如此。《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汉人解诗，也首先强调这部经典的文学特质，指出它与其他经典的不同，并试图立足于诗歌的抒情本质来探讨它的产生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由此而提出了“风雅正变”理论，这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继承的正是这一汉学传统。

　　但遗憾的是，汉唐《诗经》学家研究的目的并不是阐释它的抒情艺术，而是以此为起点，阐释“诗”在当时社会上所承担的巨大教化功能，认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诗之用”为宗旨的诗学传统。这说明，在汉唐《诗经》学家眼中，《诗经》已经不再是诗人有感而发的个体抒情之作，而是讽喻教化的工具，这就脱离了诗的艺术本质。

　　与汉唐《诗经》学家一样，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诗经》学家，也是从诗的这一抒情本质切入《诗经》的。朱熹在《诗集传》开篇就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比汉唐《诗经》学家更进一步，他还特别强调人性在诗的感发中所起的作用。在朱熹看来，《诗》并不是美刺讽喻的工具，而是感化人心的“圣经”。但遗憾的是，朱熹所坚守的仍然是“经学”传统，他认为圣人编《诗》和后人学《诗》的目的还是教化。他表面上反对汉儒，反对《毛诗序》，实际上又依据汉儒的“风雅正变”之说来区分作者的性情邪正，经不起事实推敲。例如，同样类型的诗篇，在《周南》《召南》中就是“后妃所自作，可以见其贞静专一之至矣”（《卷耳》注），在《郑风》《卫风》中就是“淫奔之诗”，这不仅突显了他的理学家偏见，也将《诗经》学引向了随意解释的主观方向，同样脱离了诗的艺术本质。

　　清代《诗经》学异彩纷呈，大体可分为古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派和独立思考派。清初至清中叶，古文经学借助于音韵学、训诂学和考据学等研究的日渐深入，将《诗经》的实证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清中叶以后，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的烦琐考证，开始注重阐释《诗经》中的“微言大义”，并将其作为“托古改制”的工具。在两大流派之外，还有一些学人试图突破汉、宋《诗经》学传统而进行独立的思考，在《诗经》的创作本旨和艺术解析方面作出了更多的探索。清代《诗经》学所取得的成就是超越前代的，无论是在历史的考证还是在义理的阐发方面，都为现代《诗经》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总体上看，清代学人还是在汉、宋两系基础上继续发展，仍然没有脱离经学的轨道。

　　“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诗经》学的最大成就，就是不再将《诗经》看成“经”，而让其回归文学本体。用现代人的文化和艺术观念解读《诗经》，如朱熹一样走向了一条主观阐释之路。新时期以来，当代《诗经》学对此进行了认真反思，有关《诗经》的历史文化考察重新成为热点，特别是从周代礼乐文化的角度全面审视《诗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不足，重文献考证而轻艺术分析，许多长篇大论的《诗经》研究著作游离于作品之外，甚至将一首首优美的诗歌肢解为知识的碎片，这有悖于诗的艺术本质。这促使我们反思，《诗经》虽然不再被视为封建时代的“圣经”，但是它的巨大文化价值却不可否认。站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历代《诗经》学研究的丰富成果，我们又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观念来认识《诗经》？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走进《诗经》？怎样才能重新认识它的伟大呢？

　　要走进《诗经》，我认为第一要义是了解周代文化。《诗经》是在周代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既然是“感物而动”的艺术，那么，其所感之“物”就应该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在中国的诗学传统中，“物”并不仅仅指客观物体，还包括诗人所处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环境，甚至包括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和艺术审美观念，也是在那个时代培养起来的。从这一角度来讲，汉代《诗经》学所建立起来的“风雅正变”理论和在此基础上所作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成果并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并不能局限于此，现代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语言学、哲学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使我们可以对周代文化作出更全面的认识。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每一首诗产生的具体文化背景，还应该关注《诗经》这部作品创作和编辑的整体文化环境。

　　没有对周代社会历史变迁、政治文化制度建立、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等作为认识的基础，我们就无法了解《诗经》的生成、《诗经》在当时的地位和它所承担的诸多社会功能，无法了解它的内容何以如此丰富，认识不到这部作品何以伟大，也无法给它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这就如同我们如果不了解屈原所生活的战国历史和楚文化环境，就不能了解屈原；不了解唐代社会，就不能了解唐诗一样。把《诗经》看作周代文化的产物，从周民族的产生，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从礼乐文化的建设入手，讨论《诗经》丰富的内容与周代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这是我们走进《诗经》的第一步。

　　走进《诗经》的第二要义，是认识《诗经》的艺术特质。《诗经》虽然具有丰富的内容，在周代社会和后世历史文化的传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它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通过特殊的艺术形式得以实现的。传统《诗经》学虽然不否认“诗”源自人的情感抒发，但实际上是将其当作“经”而不是文学作品来研究的，最终脱离了它的艺术本质。因而传统《诗经》学的成果虽然丰富，却从总体上缺少对《诗经》艺术特质的分析。现代《诗经》学虽然回归了《诗经》的文学本位，但是没有将其纳入周文化的整体来认识，同样也没有揭示它独特的时代艺术特征，所以也无法从文体形式方面阐释其丰富的内容和艺术成就。我们常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说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内容，更是它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艺术形式，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割。《诗经》和后代诗体形式的最大不同，是它的乐歌特征。这来自中国早期诗乐一体的传统，同样也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入手，我们才会发现，《诗经》曲调的组合方式、与演唱相关联的章法结构、形式多样的演唱方法、以套语为特色的传唱技巧等，都与后代诗歌存在着鲜明的差异。《诗经》所用的诗体，它的韵律节奏、语词艺术、根源于象形字的诗性表达等，处处显示出其在艺术上的独特之处。《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丰富的内容，都是通过这种独具时代特点的艺术形式才得以传承的。所以，结合周代文化来解读《诗经》的艺术形式，揭示其艺术上的独创性和时代特征，是我们走进《诗经》的第二步。

　　走进《诗经》的第三要义，是对《诗经》文本做细读和赏析。我们学习和研读《诗经》，最终要落实到《诗经》文本。它那丰富的内容、优美的形式、独特的艺术魅力，只有通过具体作品的研读，从文本的鉴赏中才能切实体会到。但是由于历史遥远，后人对于周代文化陌生，历来对《诗经》的文本解读存在着许多文化隔阂。我们对《诗经》的所有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文本。将文本融入理论的分析与文献的考证，固然是为了说明理论研究的可靠和有效，避免陷入主观臆断的泥潭，更是为了解析文本，读懂作品，认识其内容的丰富多彩，体验其艺术的优雅高超，最终达到走进《诗经》的目的。

　　从中华民族诗歌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将中国诗歌由原始时代的自发歌唱变成了有明确的主体动机的艺术创作；它将中国诗歌由原始时代的集体歌唱变成了个体的抒情表达，从此出现了有鲜明个性的个体诗人；通过对《诗经》众多篇目的艺术分析，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到，中国诗人早在《诗经》时代就掌握了高超的艺术手法，开始了对美的主动追求，并且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正是以上三点，标志着《诗经》成为中国上古诗歌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成为中国诗歌艺术真正走向文明之始。也只有站在这个起始点上，我们才可以认识《诗经》对中国后世文学和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它奠定了以“言志”和“抒情”为特色的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文化传统；它确立了以“风雅”和“比兴”为标准的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它以四言为主而兼有其他长度的诗句，以鲜明的节奏韵律特征，奠定了中国诗歌的语言形式基础。

　　《诗经》的产生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雅的性格和高超的艺术才具，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成为经典。从它编成的那天起，《诗经》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学习的范本、生活的教科书。它不仅培养了中国后世文学，而且培养和教育了后代人民。文学的传统就是民族的传统，《诗经》也因此而具有永恒的意义。（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本文亦为《〈诗经〉十五讲》引言，有删节）